2016年年末，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一次会议，会议中审议通过了《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》、《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》。
而在《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》中，不仅取消了探矿权价款、采矿权价款，改为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，还将探矿权使用费、采矿权使用费调整为矿业权占用费。
为什么临近年末，中央会出台这么一个文件呢？
在继续往下看文章之前，我先给大家普及一点小知识。
什么是矿业权？
国家目前尚未准确的定义，只是单纯规定其构成为探矿权和采矿权，简单说就是矿产勘探的权利和开采矿产的权利。
什么是炒矿、倒矿？
有人曾下了这样一个定义：通过某种手段获得探矿权或采矿权后，既不勘查也不开采，通过炒高价格后转手倒卖，从中渔利的行为。
一、矿业权“初解放”
我国矿业权转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历史时期、政策态度和市场交易行为。
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后—20世纪末，政策特点是矿业权转让从禁止到逐渐放开，市场交易目的以获得矿业权所对应的矿产资源为主。
从表面上看，1996年《矿产资源法》修改前，国家禁止矿业权买卖的，实则早在1986年《矿产资源法》颁布之前，矿业权就已经被“滥用”。
渊源在1981年。当时，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到山西大同、朔州考察，该地煤层浅，一锄头就能挖出矿产，是块宝地。然而当地老百姓守着“金饭碗”却穷得厉害，食不果腹。
为解决民众贫困问题，总书记胡耀邦说：“有水快流嘛。大的矿山国家开采，稍大一点的集体开采，贫矿和那些国家、集体不值得投资去开的，就让群众自己去开采。”
此后，集体性质的乡镇煤矿势如破竹地纷纷成立。“有水快流”作为中央政策的正式出台，标志着国家对矿业开采权的控制出现松动。煤炭资源之“水”先是从国有煤矿的地盘流向了集体经济的农田，而这“集体”是由“社员”组成的，毫无悬念地“水”最后流向了“个人的腰包”。
后来，199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“吹遍”全国，经济快速发展造成了对矿产资源的巨大需求。以山西为代表的煤炭之“水”“流”得更快了，也更“乱”：采矿权的地下交易频频发生，乡镇煤矿、劳改农场、当地驻军纷纷争夺资源，地方政府睁一眼闭一眼。
1998年国务院连续颁布了3项管理办法，希望通过这三个配套法规的出台把矿业权市场引入规范化渠道。
然而，这一时期的混乱，早已“养肥”了一批人。其中最典型且被大家所熟知的例子，当属2012年因7000万嫁女而被媒体曝光的“煤老板”邢利斌。
据了解，他开掘的第一桶金——在租赁经营的柳林县金家庄乡办煤矿，其时间节点正是1990年。随后邢利斌以8000万元的“白菜价”获得了当地最大、储量15亿吨的国有企业柳林县兴无煤矿的全部股权，进而一跃成为山西柳林首富，资产超百亿元。
不过这个时候，从真正的意义上讲，并没有人大量从事矿业权的“倒卖”和“炒矿”，大部分矿老板进入市场的目的，是通过煤矿的开采积攒财富。
原因很简单，这和当时的市场有关，具体分析嘛，就藏在下一部分内容中。
二、“炒矿”大爆发！”
第二阶段是2001—2010年左右，政策特点是矿业权转让政策逐渐收紧，市场交易目的趋向于通过矿业权转让的价格差额获取利润。
随着矿业权的逐渐开放，有一群人也跟着“暴富”。
在这一时期，那些在1996年国家允许矿业权流转后，手中囤积大量矿业权的矿老板亦开亦卖：他们一方面有卖矿时积累的资本，另一方面又利用长时间开矿与地方政府之间积累的“关系网”，开始收购、申请矿业权，包装后进行转卖。
而地方政府，为增加财政收入，以“矿业权有偿出让”的形式，开始拍卖国有煤矿，同时部分集体、国有的矿企改为私营，矿业权进一步流入市场。除此之外，在合法转让的巨大收益“引诱”下，矿业权非法转让也开始兴起，由于地方政府缺乏管控的动力，所以2000年-2010年左右，矿业权转让最为混乱。
虚报储量，非法层层转包、转卖的情形大量出现，炒矿者比比皆是，矿业权市场一片混乱。
2005年8月，一篇名为《炒矿一夜造就千万富翁》的文章火遍网络，也让人们第一次如此清晰的看到“炒矿团”的“大手笔”。
那时，矿老板们考虑的不是怎么开矿，而是什么时候卖出矿业权的利润最丰厚。
这引来了国家的高度重视，2005年4月，国土资源部联手发改委等八个部门全面查处违法开采、转让，严格审查矿业勘查项目，打击询私舞弊等多项工作。同年8月，国务院发布《国务院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》，从这一年开始，全国矿业违法案件数量开始逐年减少。
那问题就又回来了，为什么这一时期的矿权倒卖事件如此频繁？真的只是因为国家政策不完善，相关配套措施不齐全的原因吗？
不！一切的原因，归根结底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所引发的连锁反应。
从上图可以看出，从1990年到2002年，煤炭消费量变化并不大，甚至出现了煤炭供大于求的现象，但是2001年中国入世，出口商品量大增，外商投资大批大量涌入，中国成为了真正的世界工厂，煤炭需求成倍在增长。
此后的煤炭市场呈现出了井喷的状态，从2002年的13.66亿吨，一路涨到了2011年的34.9亿吨，翻了2.55倍。煤炭变成了卖家市场，供小于求。
矿产资源价格大幅上涨，矿产权的“身价”也随之上升。煤老板们纷纷发现，与其守着煤矿开采的微薄利润，不如进行矿业权转卖、转包收益大！
于是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，矿业权交易开始“变质”，转向了成本小收益大的资本化运作——倒卖矿业权。
分析完这一个疯狂的阶段，那么现在的矿业权市场又是怎样的呢？
三、市场艰难转型
第三阶段是2011年至今，政策特点是国家维持现有政策，矿业权转让市场的交易形式向证券、信托为代表的金融化方向发展。
在全国矿业权有形市场建立一年之后，国土资源部网站于2012年7月2日向外披露了市场首年运行的相关数据。
从下图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，2016年矿业权出让市场呈现下行趋势，主要是因为当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，全球矿产品消费仍处于低迷态势，我国矿业市场也处于深度调整期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矿权人选择规避风险，保持理性投资。
从矿种看，近几年的矿权转让均围绕着金矿、地热、铜矿、铁矿和铅矿，从地区看，出让矿权基本集中在中西部地区，西部地区的2015年探矿权占全国的49.1%，而2016年采矿权占总数的50.4%。
“倒矿”的大火并未消灭。
虽然国家开始频繁颁布矿业管理办法等，违法行为也得到了遏制，案件数目降低，并随着后续法律法规的完善，违法案件数目基本稳定在一定数目内。
但由于矿产资源价格持续升高，矿产资源的开发价值又被重拾，同时对于远景的继续看涨，矿业权并没有因此而“贬值”。
矿产品价格飙升，带动了矿业权的上涨，矿产品的成本因此而增加，继而在此反馈在矿产品的价格上，如此反复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
2012年04月《人民日报》刊登的一篇文章《煤老板称挖煤赚钱不如“炒矿”，转手一卖能赚几个亿》，再次让炒矿者曝光。
而这些矿老板，不是别人，很多都是在90年代末就开始承包山西煤矿的江浙商人。“他们的煤矿基本上不采煤，只维持基本的运转，每年交点承包费，就是为了等到行情好的时候，高价转手卖出，空手套白狼。”
无独有偶，审计署在2014、2015年的连续两年内对国家部分省市的矿业权进行全面检查，从其结果来看，违法行为显然出现了死灰复燃的苗头。
尤其是2015年审查的6个省市自治区，至2014年底，该6省区国土资源等主管部门欠征的矿产资源收入共计29.53亿元(不含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)。2009年-2015年，6省区未按规定用途使用和挤占挪用矿产资源相关资金6.28亿元，其中4.8亿元用于投资设立企业，0.6亿元违规出借给民营企业，0.88亿元用于人员经费等开支。
那这些违法行为主要集中在哪里？
四、“炒矿、倒矿”，究竟危害了谁？
一定会有些人说，这是国家层面上的事，和我们小市民有嘛关系？
其实不然，这样炒作矿业权价格，倒卖矿业权的行为，不只是和国家相关，还关系你我他！
我们先简单从审计署公布的几组数据了解，那些花掉了的“冤枉钱”有多少。
这些还不包含因为整改问题国家无法追回的资金，国库得多“肉疼”？
而市场则是第二个“无辜受害者”。
炒矿的行为让一些真正有资质、有能力开发的企业付出更高的成本，才能获得采矿权，否则只能“望矿兴叹”。
据媒体报道，西部矿业公司曾以2300万元的出价，参与一处铜矿的竞标，结果以微弱差价输给了一家私营企业。仅仅几个月后，这家私企便以1.2亿元的价格将矿权转手卖给了某矿业公司。
而那些被投资者盲目炒高的矿产资源，往往出现价值“虚高”的情况，血本无归的投资者增加。长此以往，由于矿业权价格过高，专业队伍没有探矿权不能找矿，大型矿山企业买不到采矿权无法开矿，严重影响矿业行业的发展。
最后一个受害者，就是人民。
矿产资源基于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，一个人一生中需要用到的矿产品高达1678吨。矿业权的成本增加，使得矿产品成本也居高不下，而其价格的上涨会致使社会各种商品的生产成本同步增加，从而推高物价，加剧了通货膨胀。届时，你手里的钱也就越来越贬值。
现在，你还会说，投资者炒矿、倒矿，和你没有关系吗？
（部分资料来源网络新闻报道）
